一是应加强对国学价值体系方面的清理和研究。在社会实际生活领域，传统伦理中的不少价值观念实际上仍被众多普通百姓认可。事实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其所确立的范畴，一部分固然为某些时期特有，但也有部分是人们为调节一般社会人际关系，使之保持秩序状态而形成的共有行为规范，并非仅适合于某一特定时代。前者常因社会的变动而过时，后者虽也浑身沾满了历史尘埃，却仍反映着社会存在的某些人伦通则。如传统社会的“五伦”关系，曾被塑成以“三纲”为核心的“伦常”观念，这在今天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五伦”之中，除君臣外，其他关系现依然存在，旧时代为人称道的相关行为准则，如父慈子孝、夫妇相敬、兄友弟恭、交友重义等也并未失去其基本的价值，建立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似不必对之一味回避或排斥。同样，在政治、人格修养、社会活动原则等方面，传统文化也包含了不少可资借鉴或遵行的“义理”，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对之作出扬弃、继承，并将其中有现实价值的因素(其中有的应通过必要的转化)理直气壮地融入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既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又必须立足本国的传统和国情民情，这样才能势顺而易成。而要实现这一点，对“国学”也即传统文化价值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清理，实为不可或缺的环节。然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有关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成果虽不少，但真能理论联系实际，揭示其现实生命意义，并将其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的却不多。因此，当前的国学研究，应义不容辞地挑起这副担子，尽快改变这种理论滞后的现状。当然，要使之真正产生实效，除了学术界努力外，还应通过政府和民间的上下沟通，媒体的正面引导，逐步形成社会上下的共识和推向社会实践层面，才能在融汇新旧的基础上，有效构建起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且乐为公众尊信的精神价值体系。
二是注重文化比较研究，大力探寻中外文化融会的正确途径和实践模式。中华文化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除了不断作出适时的自我调整和修复外，还在于它本非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偏重实用理性，能将不同文化的长处融入自身而又不失其自我主体特征的文化生命体，在这方面，印度佛教输入中土后的“华化”过程，具一种经典的意义。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文化的发展又一次面临新的重要抉择。在经历了种种纷争和曲折后，融会中外，取精用宏，构建中国式的现代文化体系已成社会上下的理论共识。然而，由于这项工作面对着极为宽广的文化战场，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及其精华、糟粕或缺失，还是当今世界丰富多元的文化结构与特质，人们的认识至今仍存在着诸多分歧、薄弱点乃至盲区，而要使它化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实践，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对此，只有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毅力和脚踏实地的研究，去改进现状和不断推动中外文化融会的实践，才能终成“正果”。
应当看到，国学研究，既是一种学术，也是探寻民族文化未来发展道路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因而，关注和思考外来文化如何融入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如何融入世界文化、中华文化如何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会充实壮大自身，以及如何合理把握中外文化的结合度及其路径模式，进而形成并不断完善适合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实践体系，应始终成为国学研究的重点。
（胡逢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